1940年11月，江苏海安，华中指挥部的一次作战会议上，陈毅与黄克诚因为曹甸方向的打法争得很厉害。会议气氛紧张，黄克诚甚至拍了桌子配资选股，直言这样打是“乱指挥”。
这场争论背后，并非私人意气，而是两种军事判断的碰撞。陈毅考虑的是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体变化，黄克诚盯住的，则是部队能不能打、地形是否适合打，以及打完之后还能剩下多少力量。
黄桥决战后，苏北局势出现变化。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虽遭受打击，却仍控制着曹甸、兴化等地。与此同时，汤恩伯部有进入苏北的可能，华中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和根据地安全，都受到牵制。
陈毅、刘少奇认为，若迟迟不处理韩德勤，等汤恩伯部进入江苏，苏北局面将更加被动。他们向中央请示，中央同意可以作战，但明确要求控制规模，不能把韩德勤彻底消灭，也不能把他赶出江苏。
命令传到海安，作战会议随即召开。此前对解决韩德勤表示认可的黄克诚，却在具体部署阶段提出反对。他并不是改变立场，而是认为“政治上迟早要解决”和“军事上眼下必须进攻”是两回事。
黄克诚的担忧很具体。八路军第五纵队刚从华北南下，对苏北水网地形、敌情和地方关系都不熟悉。新四军各部与第五纵队之间，也缺少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。
更麻烦的是曹甸。那里水网密布，工事坚固，周围地势开阔，守军可以凭借碉堡和据点相互支援。进攻部队如果依旧采取快速突击，很可能在接近核心阵地前就遭受较大伤亡。
黄克诚主张先切断曹甸、安丰、车桥、泾口等据点之间的联系，再逐步清除外围据点，利用交通壕、掩体和夜间袭扰慢慢压缩防线。这个办法稳妥，却需要较长时间。
陈毅急于打开局面。中央要求战事不宜拖得太久，华中又正处于复杂的统一战线环境，若大规模围攻韩德勤，可能引发更严重的政治后果。陈毅要的是迅速打出结果，黄克诚担心的却是久攻不下。
争论激烈时，黄克诚拍案说道：“条件不具备，不能硬打。”陈毅没有因此记恨，会议也没有发展成个人冲突。两人都是从战局出发，只是对“时间”和“代价”的判断不同。
曹甸战役于1940年12月进行。参战部队约有两万，韩德勤方面也有相当兵力，并且依托坚固据点防守。新四军和第五纵队虽然攻占了一些外围阵地，却始终没有形成足够的突破力量。
战斗中，部队之间的协同问题很快暴露出来。有的部队已经展开攻击，友邻部队却没有及时跟进；有的方向停止推进，另一个方向便陷入孤军作战。曹甸核心阵地没有被攻克，部队只得撤出战斗。
战后，刘少奇、陈毅向中央作了检讨。黄克诚受到批评，被免去第五纵队司令职务，改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陈毅名义上兼任司令。这个处理带有明显的组织性调整意味，但黄克诚没有据理申辩，仍把精力放在部队和根据地建设上。
真正让双方分歧再次显现的，是1941年7月日军对盐城及周边地区的“扫荡”。皖南事变后，新四军军部重建不久，盐城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，刘少奇、陈毅主张依托根据地组织反击，提出保卫盐城。
黄克诚根据八路军在华北反“扫荡”中的经验，判断日军此次行动来势凶猛，不宜与其主力硬拼。他建议机关和部队及时转移，保存有生力量，待日军撤退后再恢复原有地区。
“敌强我弱，不能拿主力去守一座城。”这是黄克诚一贯的作战思路。遗憾的是，这一意见没有立即被采纳，部队在内线作战中遭受损失。黄克诚一边组织转移，一边向中央发电，请求关注盐城方面的实际情况。
中央了解情况后，毛泽东提醒陈毅应依据战场变化调整部署。随后，华中机关和新四军各部陆续撤离危险地区，原先坚持固守的方案随之改变。黄克诚的判断，事实证明更接近战场实际。
两次意见冲突，给黄克诚留下了委屈，也让陈毅逐渐意识到，曹甸战役中自己对前线条件估计不足。只是战争年代事务繁重，这个迟来的认识，一直没有马上说出口。
1945年秋，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从苏北向东北进军，途经山东临沂。陈毅为他送行时，当着罗荣桓的面提起往事，承认曹甸战役坚持进攻有责任，过去对黄克诚的批评也有失公允。
陈毅说：“当时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，责任在我。”黄克诚握住他的手回答：“军长不必过于自责。”几句简短的话，化解了积压多年的隔阂。能在部下面前承认判断失误，这份坦荡，正是陈毅令人佩服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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